構建非民選市政機構不利特區的市政建設

其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第五節市政機構第九十五條當中，涉及有關本澳市政機構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市政機構受政府委托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

　　該《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條文，仔細列明本澳可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同時可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政府提供諮詢意見。不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條文沒有仔細列明市政機構代表是民選產生，也沒有仔細列明或是政府委任產生。市政機構代表如何產生有待社會盡快廣泛討論，以尋求市政機構代表產生的最佳辦法。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二零零二年元旦成立民政總署，主要作為管民政及市政事務的部門，同時撤銷原來的臨時澳門市政議會和臨時海島市政議會。在崔世安連任後的特區政府表示有意恢復設立市政機構，由此市政機構設立的議題成為坊間其中一個熱門話題。不過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莊真真（以下簡稱莊講師），最近以題為「澳門特區市政機構的性質定位及代表的產生方式探析」，指出市政代表不宜直選，並最近刊登在報章上，因而讓許多網友感到驚訝。

　　據報道，莊講師首先指出：「使市政機構成員的產生除要滿足自身的組織運作需要，還須兼具一定的政治代表性。」（《莊真真指市政代表不宜直選》，《澳門日報》，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市政代表作為市民的代表，其地位應該如直選議員一樣，兼具一定的政治代表性之餘，還代表根本的市民認受性。

　　莊講師其次指出：「如果市政機構成員全部由直選產生，假若在某些民衆關心的民生事務問題上二者意見不一，但都堅持自身是民意代表，當二者矛盾不可調和，有可能會對現有代議制度存在潛在的衝擊風險，並可能會造成社會撕裂。因此，對於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有關市政機構成員代表的產生問題上，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作為選委會政界代表之一，應充分考慮其成員的代表性和認受性，但也不能「一刀切」，認為應全部採用分區直選的方式產生才具有民意代表性。」（同上）

　　在民主社會當中二者意見不一難以避免，絕不能因為有意見衝突就否定市民直選，這是因為構建非民選市政機構不利特區的市政建設。市政建設涉及市民不同層面的權益，故此必須具市民代表性和認受性較高的人，去負責一同討論這些涉及市民權益問題。雖然直選未必完全解決所有市政建設的問題，但是這些市政代表可以向市民負責，而不是只向委任者（政府）負責。一言堂議會在社會存在，受苦始終是市民。其次感覺莊講師對市民代表性和認受性觀念似乎有點混亂，她提出市政代表應充分考慮其成員的代表性和認受性，同時還要全部採用分區直選的方式產生出來才具有民意代表性。那為什麼市政代表不宜直選呢？難道直選沒有代表性和認受性嗎？分區直選就不是直選嗎？

　　莊講師還指出：「從節約社會資源以及平穩過渡的角度，可考慮由行政長官在通過直選和間選產生的議員當中委任部分人士兼任改造後的民署三個委員會成員。另外再委任部分具有處理市政事務經驗、或熟悉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市政機構職能範疇內的專業人士共同構成民署三個委員會的成員。當然，行政長官必須闡述委任的理由，進一步提升委任的透明度及認受性。」（同上）

　　至於特首委任代表的制度成效，在澳門生活的市民應該感受得到。特首委任的立法議員，似乎與特首關係密切。涉及市民相關權益的法案，這些特首委任的立法議員大多投反對票，導致該法案未能通過。特首委任代表首先沒有民意基礎之餘，同時難以用選票來監督這些議員的日常工作。所以特首委任的代表可能多向特首負責居多。其次現任立法議員和不同界別市民可參選市政代表，絕對不能由特首意志委任市政代表。這是因為問題涉及莊講師提及市政代表的代表性和認受性。特首意志委任市政代表，只是代表特首個人認受觀感，絕對不能體現市政代表能夠有市民代表性和認受性。

談新澳門學社分裂後的未來前路

新澳門學社作為澳門自由民主陣營陣容最大的社團，自參與二零一三年九月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以來，發生新澳門學社內訌。本文評論觀點未必完全準確，只是表達本人對新澳門學社和澳門社區發展新動力的有關意見。

　　在今年看來，蘇嘉豪辭任新澳門學社理事長一職，由副理事長鄭明軒當選接任。另一方面，新澳門學社舊派另組澳門社區發展新動力，由多名學社創會成員組成，立法議員吳國昌、區錦新出任會員大會正副主席，本身擔任公職的湯家耀在去年退出學社後，就籌備新組織並任該會理事長，區錦明為該會監事長。可能讓讀者值得留意的是，新澳門學社分裂後的未來前路會如何走？未來新澳門學社與澳門社區發展新動力這兩個社團之間的關係會如何？兩年後的澳門自由民主陣營參選立法會選舉時態勢會如何轉變？　　

　　據報道：「從最激烈的社會行動，到最基礎的公民教育學社都要去推，要做的事太多人太少，鄭明軒直言已沒有時間再搞「宮廷鬥爭」。在他看來，學社二十三年來未有擴大社區基層組織，這是未能衝破的局限也是將來的「共業」，無分新舊，大家只是用各自方式朝共同目標進發。」(鄭明軒：學社鬥爭一日都嫌多。論盡媒體，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　

　　觀察這篇專訪新任新澳門學社理事長鄭明軒的文章，可見鄭明軒對學社分裂一事作反省思考。反省思考是作為第一步做到了，下一步就是要計劃如何更好做好爭取市民權益的社會行動之餘，認為還需要思考推行一些措施以改善新舊社員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據報道：「跳出泥漿摔角，舊派重新出發，強調社區參與、催化、實踐，市民需要的是「充權」不是「領袖」，湯家耀承認相對於學社以監察政府、揭露不公為主，「新動力」的目標是推動社區更廣泛參與公共政策、民間不同模式的合作，而不是擔當Watchdog (看門狗) 的角色。社會行動不是主打，但也不會排斥。」(學社舊派重新出發 「社區發展新動力」：市民需要的是充權不是領袖，論盡媒體，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　

　　新澳門學社和澳門社區發展新動力的社團名稱都有個「新」字，故此所有工作方式也不應再走廿多年前的做法，應該變革創新。首先民間以不同什麼模式合作就有待商榷。應有條件地以平等互惠方式，不同政見者進行彼此溝通或合作。其次不強調社會行動的社區工作，怎樣讓更多市民廣泛參與公共政策？要記住激進並不是社會行動的本身，社會行動是社區工作的重要一環。

　　至於新澳門學社發生內訌的原因，在本人看來大致可分為三種。首先就是新舊社員對民主形式的意見分歧，也許是參與式民主與精英式民主的異同。其次就是新舊社員對會務運作方針的意見分歧。第三就是新舊社員對社區工作方式的意見分歧。其實新舊成員存在意見分歧很正常，因為由於年齡不相同和生活成長背景不相同，形成各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不相同，因而產生代溝。至於代溝問題，其實大家都可能會遇到，最主要問題是你如何面對代溝。要積極面對代溝，應該彼此主動自我思考之餘，同時要多以別人角度去想而付諸行動，不應再以挑機語氣互相攻擊責罵。

看展覽認識抗日戰爭與澳門

今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許多地方舉辦不同活動紀念，澳門也不例外。值得推薦的澳門活動，在於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舉行，由特區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辦，新聞局、文化局、澳門日報承辦，民政總署、教育暨青年局支持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展覽」。該項展覽在今年九月一日開幕，展覽自由開放給公眾參觀，展期至今年十月四日結束。

　　根據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有關新聞資料的介紹指出，「是次展覽透過約二百一十幅有關抗戰的珍貴圖片，以及近八十件珍貴文物，展示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抗戰時期澳門居民的艱苦生活，以及濠江兒女眾志成城支持抗戰等情況。」該項展覽值得推薦的地方在於約有二百一十幅有關抗戰的珍貴圖片，同時也有近八十件珍貴文物，能夠讓大家親身去鑒賞回味當年抗日戰爭與澳門歷史之餘，也可以去感受當年澳門人如何經歷抗戰時期的生活。

　　這個「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展覽」，分為三個組成部分。首先就是珍貴圖片的展示。珍貴圖片包括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程，還有當時澳門人如何在所謂中立地區背景下聲援中國人民抗日的過程。本人感覺到難得一見的珍貴照片，第一就是澳門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市況。第二就是澳門四界救災會一些工作情況。

　　其次就是珍貴文物的展示。本人感覺到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第一就是兩張分別為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澳門老地圖。澳門老地圖特點其中在於青洲島還沒有澳門半島連在一起，也其中在於氹仔島還沒有和路環島連在一起，感受到填海造地對澳門的影響。第二就是報道抗戰時期澳門居民生活的報紙，有《華僑報》、《大眾報》、《市民日報》。第三就是著名畫家、教育家高劍父的書法筆跡。第四就是手繪愛國的圖上遊戲等。最後就是口述歷史的錄像，由於時間關係而沒有多留意這個內容。

　　不過感到有點遺憾的是，首先由於傳媒宣傳不多，而在展覽場地內人流稀少。相信許多市民對澳門本地歷史有興趣，對博物館工作也很支持。不過展覽場地的人流始終未如理想。本人感覺該項活動除開幕典禮有相關新聞報道之外，在其他時間不見有關這項展覽包括講座的新聞報道或廣告宣傳。相信舉辦展覽絕對不是為舉辦而舉辦，舉辦歷史展覽就是要讓更多人認識歷史。沒有廣泛的廣告宣傳，就沒有更多人知道該展覽的存在，那又如何讓更多人認識歷史？到底沒有人流的展覽是要給誰觀看？

　　其次這個展覽場刊欠奉，或許展覽場刊印刷過少而派發完畢。相信政府與中聯辦、傳媒機構支持的情況下，在現時經濟情況的基礎上，資金預算絕對不是最大問題。當局應該思考這些活動是否值得減少宣傳等費用。認同當局推行經濟緊縮政策，對澳門經濟作出預防性的警惕措施。但是展覽活動宣傳絕對不是不必要的開支。沒有充足的展覽活動宣傳，導致觀看的人流少，只會白白浪費所有之前籌備展覽的資金。倘是這樣，則是 得不償失。

論大規模紀念抗戰勝利意義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屬下的八一電影製片廠就拍攝大片《開羅宣言》；在九月三日於天安門廣場進行首次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大閱兵；中國郵政、香港郵政、澳門郵政也推出紀念郵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各大傳媒機構（如電視電台、報紙雜誌）會推出一系列的紀念特輯。中國民間不同地方，其中包括港澳地地區也會舉行一系列的紀念活動。

　　其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無非就是增強中國國民愛國主義精神，同時教育人民不要忘記日本侵略中國的慘痛歷史之餘，也作為一種反戰意識的宣傳。不過當局在今年如此大規模去紀念歷史大事，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後就很少見到。　　

　　國家領導人提出大規模去紀念歷史大事，一定有其政治和國際外交背景。其實可能是中國宣示軍威。最近中日釣魚台列島問題，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南海諸島的主權爭議問題，因而令東亞與東南亞之間的海洋局勢不明朗。可能就是讓這些國家知道，中共領導中國的力量有多大。不過這場宣示軍威活動有沒有實際效果，就有待觀察未來的國際政治進展是如何變化。

　　在九月三日於天安門廣場進行首次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大閱兵，有多國表示會派員或派該國部隊出席，其中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俄羅斯總統普京、韓國總統朴槿惠、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古巴革命武裝力量方隊、俄羅斯武裝力量方隊等。同時也有多國表示不會出席，其中有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美日領導人等。

　　從多國領袖表態是否參與出席該次閱兵，可理解到該國對中國這次閱兵的態度之餘，也可理解到該國對中國的外交態度。雖然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很有意義，不過一些與紀念活動有關的民生措施卻令人心寒。一些傳媒機構和社交網站上均有報道，進行首次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大閱兵的天安門廣場附近，博物館、街市、大醫院等暫停開放，長安街上的住宅禁止開窗，天安門附近道路會進行封路。如香港DBC數碼電台的報道所載‎：「除了酒店，長安街一帶的住宅也收到當局通知，由星期三的中午開始不可以開窗，亦不可以站出露台。有住在故宮附近的市民說，該區晚上開始會戒嚴，所以一早儲備糧食。」

　　其實紀念抗戰勝利應與民同樂，過份擾民的措施，難以帶出紀念抗戰勝利意義之餘，同時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作為一直強調「為人民服務」的中央政府，理應以人民為基本位，而做好所有與人民有關的施政。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確很有意義，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也的確很有意義。不過若紀念活動過於形式化，只會令事情得不償失。可能會導致出現活動的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