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澳門反離保運動五週年

　　

　　二零一九年的五月，正是澳門反離保運動五周年。不知道各位讀者還記得嗎？在五年前有好多澳門人，特別是澳門年輕人走上街頭，為了反對澳門特區政府提案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而抗爭。籍著五週年之際，就撰寫本文紀念澳門反離保運動之餘，也希望為大家溫故知新。

　　回顧一下五年前的澳門反離保運動是什麼回事。參考當時澳門《正報》和維基百科等對事件記錄，澳門反離保運動是澳門民眾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舉行的遊行示威活動，還有澳門民眾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至晚上於立法會前地舉行集會示威活動。

　　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遊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反對當時澳門特區政府提案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由新澳門學社、網上團體「澳門良心」及澳門公職人員協會共同發起。在澳門反離保遊行人數方面，遊行主辦方估算參加人數約有兩萬人，按照統計暨普查局二零一四年人口年報所指，當時的澳門人口約有六十三萬人，可見遊行人數有幾萬已不算是小數目。澳門警方則估計為七千人，是澳門回歸以來最多澳門人參與的反政府示威遊行活動，這個紀錄還沒有被打破。

　　至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至晚上於立法會前地對開草地舉行的集會。在下午一時已有部份反對「高官離保法案」的市民在澳門立法會對開草地聚集，在致意動議否決後，得知消息的市民陸續有身穿白衣市民和放學後的學生前往立法會，部份市民更手持標語要求「崔世安落台」，集會曾經齊聲合唱「海闊天空」，集會於八時多結束，主辦單位估計高峰時期有逾七千名市民，集會人數遠超於過往澳門示威集會活動的人數規模。當時筆者也曾參加這個集會，曾經親身感受過當時集會規模之大。

　　澳門反離保運動能夠促使當局撒回法案，不只是一個團體或一個人就能夠成功爭取。按照筆者為《撤!還記得嗎》一書所編《澳門反離保運動歷程始末大事記》所載: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遊行和五月二十七日集會，由新澳門學社、吳國昌議員、區錦新議員、網上團體「澳門良心」及澳門公職人員協會（高天賜議員）共同發起之餘，還有香港《東方日報》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率先關注澳門高官離保問題。同屬工聯的關翠杏直選議員和李靜儀直選議員，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就法案致信二常委，表示不讚成調升主要官員和公務人員離任補償。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澳門公民力量理事長林玉鳳指出，政府撤回法案是最佳辦法，同時要求展開諮詢。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三十行動聯盟去到政府總部遞信，要求撤回法案。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公民門徒促請政府撒回法案。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學.問.公民發起「關懷高官退休大行動」等。可見當時許多澳門人非常團結地爭取訴求。

　　香港媒體對澳門反離保運動的評價，當時是感覺到非常意外的。當時香港《蘋果日報》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報道就指：「這不單是回歸以來澳門最多人上街的一次，更是繼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五萬人上街聲援北京學運以外，澳門最大型的遊行。」當時香港主場新聞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桑普的評論文章更指：「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的遊行人數創下澳門一九九九年回歸中國以來最多人參與遊行的紀錄。也有參與者欣慰很多年輕人站出來，認為今天奠定了澳門建立公民社會的重要里程碑。」雖然澳門參與遊行人數在當時有所突破是事實，但是算不算公民覺醒就言之過早。

　　五年後的澳門市民發聲風氣現在又如何情況？其實是不太樂觀。澳門特首崔世安在最後一年任期，雖然沒有重提《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但他為現金分享加碼，每位澳門永久市民獲一萬澳門元派發，澳門非永久市民獲六千澳門元派發。不過參與遊行人數和舉行遊行次數，一年比一年減少。還有澳門民眾曾經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至晚上於立法會前地舉行集會活動地方，現在早已變成一個工地。甚至近來有團體搞遊行，一些市民還說遊行嘈音太大，不要阻撓他睡覺。雖然許多澳門市民還有以寫文章和在ＴＤＭ社會時事節目（如澳門電台節目澳門講場、澳門電視台節目澳門論壇）等地方表達意見，顯然是不足夠的，與「光輝五月」的公民覺醒還有一段距離。故此大家不能安於現狀，要鼓勵更多人關心社會，讓澳門公民社會的確走向覺醒！

前澳督文禮治與澳門聲援八九北京學運

             

        按照《澳門百科全書》的記載，文禮治的葡萄牙文姓名名稱為Carlos Montez Melancia，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於葡萄牙仙達靈縣，是高級技術學院電力工程系碩士。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九日至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當時以接近六十歲之年齡，曾到澳門就任第一百二十六任澳門總督。在前澳督文禮治就任期間，在中國大陸北京等地爆發八九學生運動，澳門當時不同人士也聲援八九北京學運行動當中。本文試從報紙雜誌等資料，探究前澳督文禮治對八九北京學運，還有對澳門民間聲援八九北京學運行動持什麼態度？澳葡當局和澳門特區當局如何處理澳門民間聲援八九北京學運行動？同時前澳督文禮治他如何應對中國大陸政府關係？

　　感覺澳門民間聲援八九北京學運行動能夠順利舉行，可能有這點因素影響。當時澳門民間聲援八九北京學運行動能夠順利舉行，是與前澳督文禮治對八九北京學運，還有對澳門民間聲援八九北京學運行動所持態度分不開。時任澳督文禮治曾經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表示讚賞澳門市民聲援學運的遊行，認為澳門居民聲援學運是自然的。（筆者珍藏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澳門《大眾報》）報道中可見時任澳督文禮治，對澳門市民聲援學運的遊行表示讚賞，同情八九北京學運的學生，這時澳葡當局沒有阻撓活動進行。

　　當八九北京學運被鎮壓後，前澳督文禮治和時任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對八九北京學運被鎮壓表示非常關注。前澳督文禮治在八九北京學運被鎮壓後作出表態，前澳督文禮治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慶祝葡國日儀式當中，認為北京事件嚴重影響澳門居民的人心。（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澳門《市民日報》）另外時任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講話關注中國慘痛事件，期望中國迅速恢復穩定去確保聯合聲明履行。（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澳門《華僑報》）。

　　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的「馬萬祺事件」之後，前澳督文禮治的態度有明顯變化。澳督文禮治在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於葡萄牙接受訪問時盡量避免批評北京，稱鎮壓學生是不能接受。（澳門《華僑報》，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澳葡政府同時有阻撓澳門民間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舉動。例如一九八九年第三十九期的澳門《活流季刊》所記載，時任澳督文禮治就回應澳門籌建民主像聯合會代表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三日到澳督府遞信，請求澳督能夠撥地立像一事，在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指出「良好的意願可能產生負面的後果」，所以澳門籌建民主像聯合會請願信當中，擺放民主女神像的要求被推翻。時任澳督文禮治辭職後，由韋奇立將軍（General Vasco Joaquim Rocha Vieira）接任澳督。一九九二年的六月四日有關紀念六四事件的燭光晚會活動遭到澳葡政府阻撓。就由於燭光集會橫遭阻撓，遭市政廳拆除圖片，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就曾經在一九九二年的六月二十五日向澳督遞上抗議信。（澳門《市民日報》，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直至澳門回歸後，澳門特區當局也曾經阻撓六四事件燭光晚會舉行。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民政總署（市政署前身）在沒有任何理由解釋之下作出回覆，只有簡單地向開放澳門協會稱未能提供上述的場地給予貴會使用，因而引起風波。直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民署已通知同意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改場地的申請，二十五周年的六四燭光集會確定在議事亭前地舉行。開放澳門協會發表聲明取消「回到噴水池／悼六四英靈」活動，同時鼓勵市民前往議事亭前地參與民聯會所舉辦的六四燭光集會。（《開放澳門協會關於原定「回到噴水池。悼六四英靈」集會活動安排聲明》，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六四燭光集會最終可以在議事亭前地舉行。民聯會所舉辦的六四燭光集會，曾經因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在一九九五年起每年開始在議事亭前地舉辦慶祝六一兒童節文藝晚會，民聯會舉辦六四燭光集會的地點從此年起由原先每年在議事亭前地，轉移至玫瑰堂前地舉辦。

　　前澳督文禮治盡力爭取處理暨南大學澳門學生被中國大陸公安部門扣留的問題，他們被捕原因是被指涉嫌協助通緝犯外逃。三位澳門學生當中秦國東、梁灶華在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獲釋返澳，公安稱陳澤偉仍需教育。(澳門《大眾報》，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時任澳督文禮治在一九九零年六月十日發表聲明，說澳門政府盡力爭取暨南大學澳門學生陳澤偉獲釋回澳門。（一九九零年六月十一日的澳門《大眾報》）。陳澤偉最終在一九九零年六月十九日獲釋返澳，同時表示獄中並沒有受到虐待。(香港《大公報》，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日)

　　前澳督文禮治就任接近四年，也曾經發生其他澳門大事。例如一九八九年龍的行動和一九九零年三．二九大特赦等。不過他在一九九一年被傳媒信揭發涉嫌受賄，因此被迫辭任澳督。他就任澳督接近四年是非功過，有待未來更多人更好地探究他。

觀《抗戰時期澳門日誌》有感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在該院匯智樓一樓一號演講廳舉辦「澳門與抗日戰爭」史學論壇暨《抗戰時期澳門日誌》首發儀式，向澳門教育界和出席活動的歷史愛好者贈送新書。 　
　
這一套《抗戰時期澳門日誌》的出版，對抗戰時期澳門歷史研究是一個新開始。為何是新開始？這是因為《抗戰時期澳門日誌》出版之前，雖然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早已出版多本有關抗戰時期與澳門著作，但多是口述研究論著和民間收藏品的電子化史著，例如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長林發欽介紹有《孤島影像：澳門與抗日戰爭圖誌》、《平民聲音：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抗戰文獻文物圖錄》、《澳門人的抗戰》、《澳門與抗日戰爭》的著作，可是沒有一本以編年體為主的歷史記錄研究著作。《抗戰時期澳門日誌》的出版填補這個不足。 　　

以編年體為主的歷史記錄研究著作，絕對不是新鮮事物。編年體特點是以歷史事件發生的年、月、日時間為順序，是其中一種編撰和記述歷史的方式。以編年體紀錄的歷史稱為編年史。比較著名的編年體史書有：古代中國的《春秋》、《竹書紀年》、《左傳》、《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明通鑑》、歷代帝王起居注等，以及日本的正史六國史，《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等，以及越南的正史《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等。然而《史記》等中國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則是以紀傳體的形式去記述。 　　

直至中國大陸和台灣當代也有編年史的出版，在清代和中華民國歷史方面有《清史編年》、《中華民國百年紀事》、《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等，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方面有《中國共產黨大事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等，在地方史有《廣州百年大事記》等，人物有《孫中山年譜》、《蔣中正年譜長編》、《毛澤東年譜》、《鄧小平年譜》等。 　　'

按照《抗戰時期澳門日誌》簡介指出，《抗戰時期澳門日誌》的全名為《抗戰時期澳門日誌：中文報刊視野下的戰時澳門社會（一九三一—一九四五）》由王熹、林發欽編著，是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策劃出版的「抗戰研究叢書」之一種。全書分為上下兩冊，百餘萬字，對抗戰十四年期間澳門所發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社會生活以及澳門華人抗戰救亡與賑濟難民難童等內容，都有較為系統的記載，另外還分為六個特點。本書好處在於內容的仔細，涵蓋十四年抗戰的歷史時期之餘，還以詳略適宜，略已有之詳，詳以往之略，凸顯「人無我有，人有我特」的優勢為指導，史料來源更以第一手抗戰時期澳門出版發行的中文報刊為主體，兼及澳門懷舊收藏學會和眾多收藏家獨有的珍貴文獻，去記錄抗戰時期的澳門歷史。 　　

不過沒有收錄澳門境外中文報刊，例如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加拿大、澳洲等地老報刊可能也有大量記錄抗戰十四年期間澳門情況，這一些資料在網上可查閱。這一些資料沒有記錄在書上，始終感覺略有不足，希望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未來也可以出版一套，以收錄澳門境外中文報刊為主的《境外中文報刊報道抗戰時期澳門日誌》的編年史著作。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長林發欽簡單地指出，抗戰時期與澳門研究的學術成果總結為十二個字：不中立，不缺席──澳門人的抗戰。由於《抗戰時期澳門日誌》披露了澳門在抗戰期間的諸多歷史真相，從而改觀了不少傳統固有認識與觀念。例如一些人以為澳門從來沒有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當年是中立地方，更把這個原因歸咎於蓮花寶地理由之一。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當年澳葡政府中立只是對中日政府交戰的中立，澳門華人從來沒有對抗戰日本表現出中立，美國也曾經在一九四五年空襲澳門。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這樣的澳門如何算是蓮花寶地呢？

歪曲五四運動原有意義有何目的？

    二零一九年五月四日，正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由此撰寫本文，介紹五四運動之餘，同時與大家討論五四精神原意到底是什麼？


　　到底什麼是五四運動？按照維基百科所記載，五四運動是指發生於一九一九年（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兆地方，是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以及包括廣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行動。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有國人極度不滿，從而上街遊行表達不滿。當時最著名之口號是「外爭國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處媚日官員）」。

　　廣義五四運動則是指自一九一五年中日簽訂《對華二十一條要求》(簡稱二十一條)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這段時間，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反思及批判華夏傳統文化，追隨「德先生」（「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的英文「Science」），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

　　不過澳門一些人對於五四精神的確與別不同。首先根據澳門力報在二零一九年四月廿八日報載「五四青年跑」逾四百人參加，籌委會：用行動傳承五四精神。主辦方表示「五四青年跑」以馬拉松體育形式進行，體現出發揮毅力、堅持到底的理念，向廣大澳門青少年傳遞正面、積極訊息，並傳播愛國、愛澳意識。「五四青年跑」的主辦方，誤認為五四精神就是發揮毅力、堅持到底的理念，跟五四精神原意「民主」和「科學」沾不上邊。跑步雖然有利於健康，但似乎未至於完全能傳遞五四精神原意「民主」和「科學」。

　　另外澳廣視在二零一九年四月廿九日，報道澳門大學學生會舉辦以弘揚五四精神的青年領袖峰會，最後環節竟然還安排有討論大灣區的環節。其實五四精神其中帶有抗爭反政府意識，關建設大灣區何事？大灣區的設立更不符合「民主」原則，因為大灣區的設立從來沒有仔細過問粵港澳百姓意願。

　　中共黨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舉行的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胸懷憂國憂民之心、愛國愛民之情，不斷奉獻祖國、奉獻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輩子的頑強奮鬥來體現愛國主義情懷，讓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在心中高高飄揚。」（香港明報：五四運動百周年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　思想一時偏激要包容）中共黨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五四運動的意義和精神作出全新的演繹，利用五四運動成為中國當局政治統戰工具，教導中國青年凡事要聽黨話、跟黨走，完全違背一百年前中國青年抗爭意識和「民主」和「科學」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