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筆者參加由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主辦名為「與黎佩兒老師對話 新聞自由與政治轉變」的活動。活動由黎佩兒老師主講，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副理事長余偉英主持。據活動介紹的記載，活動對象主要為新聞學教師、學生、新聞工作者、公民記者、關心新聞自由的市民。座談會會場當中參與的人數不少，舉手發言者也不少，故此場內氣氛不至於冷漠無聞。也許除了傳媒行家之外，還有許多市民都關心與新聞自由有關的問題。其實不只是新聞自由，所有自由的爭取必須提高民眾關注度，從而壯大捍衛的力量，否則所有捍衛運動都沒有完美結果。
跑內地新聞要確實後才寫
活動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由黎佩兒老師介紹「香港傳媒──新聞自由與政治轉變」研究。據活動介紹記載黎佩兒老師是：「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College）傳播學博士。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曾參予採訪中國大陸新聞，目睹神州巨變；九七年被選為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面對回歸一刻。曾任教澳門大學傳播系；現職為日本國際教養大學全球傳播研究院副教授。著有Media in Hong Kong: Press freedom and political change 1967-2005, London: Routledge, 2007(paperback edition, 2009).」非常榮幸有機會聽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講座，簡單地了解香港傳媒歷史和現況，也簡單地了解其新聞道德在傳媒工作重要性。有關黎佩兒老師的一些傳媒工作經歷點滴，根據她的回憶其中說：「當時很天真，一心想去做作家或記者，但不是就讀這專業就不會有別人聘請。最記得當時採訪兩會跑內地新聞不同香港，知道不一定要寫，要確實後才寫。其實八九年之後的採訪工作也有很大轉折，當時開放改革初期是採訪中國新聞的黃金時間。七八年之前沒有太多，許多都是開放改革之後先有機會採訪。當時要在羅湖等遊客過來，採訪這些遊客，英國最新解密檔案也有這些採訪遊客的資料。」的確在當今社會若得到一些公司聘請，必須先得到該行業相關文憑，否則什麼都免談，從而讓我們感覺到文憑的重要性。雖然文憑很重要，但千萬不要忽略實際經驗的重要。跑內地新聞當然要確實後才寫，例如國家領導人的健康問題從官方到民間流傳許多說法版本，這些版本未必是真也未必是假。分不清的話，就會容易出現例如香港亞視在去年誤報江澤民病逝的情況。開放改革初期當然是採訪中國新聞的黃金時間，因為在鄧胡趙執政之下的政治和社會氣氛，比現在的更為開明。從而感覺到政治和社會氣氛的開明，會帶動一個地方的傳媒新聞更為自由。所以我們爭取新聞自由的同時，也要爭取提高一個地方政治和社會氣氛的開明程度。
不能每天都只講獨家
黎佩兒老師最令本人印象深刻的還有以下幾句，其中就是：「記得上司同我講本來獨家新聞有八百字，後來跟我說只有六百字，但刊出的時候只有一個字。最大敵人是什麼?其實就是編輯。文章不在於獨不獨家，要有一定內涵意義和大家感興趣的內容。必須承認市場導向和新聞導向，每天都講獨家，但要思考有沒有人看，如何接觸你的受眾。」黎佩兒老師所指的編輯就是最大敵人，絕對不是指責編輯者的工作。只是講給大家知道原來撰寫新聞稿或評論文章，絕對不是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同時都要顧及市場需求導向和新聞價值導向，否則獨家也好都得不到任何傳播效果。當撰寫時候顧及更多導向因素，才能得到更多成功的回報。
從來沒有仇港的必要
她最令本人印象深刻的說話還有以下一句：「外媒分為國外和境外，例如美國、加拿大就是國外，港澳就是境外。港澳經常扮演境外媒體的角色，窗口一直幫著，內地媒體說不到的內容，由外媒負責講，仍扮演重要角色。社會轉變不能逆轉，所謂一國兩制有五十年限制，最終去到那個制。問題很清晰，問題承受壓力也相同。澳門很大程度與香港有唇亡齒寒的關係。香港有新聞自由，澳門自然就會繼續有。兩地很密切，一點不誇張，某程度不需要太悲觀。」她說得完全對，其實港澳所有關係都是唇亡齒寒，不只是從傳媒角度才體現這個關係。香港一旦沒有新聞自由，澳門自然就會接著完全沒有。澳門已自行為《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接著就是到香港立法。本人有個好友Marco Khan講得完全正確，他在社交網站說「澳門人，到頭來，社運要香港教授做大腦，維護動物權益要香港人發起，然後仲有好似歐路易呢種廢柴鬧人哋「港燦」，鬧佢哋「死返去香港」。」難以明白為何還有別有用心的人分化港澳兩地關係，分化港澳兩地的關係絕對沒有任何著數可拿。最主要港澳兩地同心，才能化解任何難題。
要必須去反覆求證
活動的第二部分就是答問環節，所有問題都與當代港澳傳媒生態和未來發展有關。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仇國平大概提出這個問題：「作為傳媒去打擊對方時，阿爺是壓力還是助力?」黎佩兒老師其中回答：「有媒體報憂不報喜，要看個別事件。其實新聞判斷，認為是不是新聞，需要調查一下。」經過完整調查才更了解事情真相，作為傳媒都應以良心作為出發點做事情。另外也有位現就讀澳門大學歷史系的女同學提出一個問題：「坊間有傳媒控制人們思想。許多人們支持上層，很少與上層對抗。現在有所控制，講可以一齊講，但要被壓住。」黎佩兒老師回應這位女同學說：「記得採訪十八大時很奇怪，要周圍問北京路過的人幸不幸福?他們會答：哦!我姓曾。不要低估人民的目光，傳媒每日要寫幾多，有沒有平台發聲。無論找一個受訪者，有什麼人信任你很重要。若對你信任，就會做你不記名的受訪者。如何改變慣性閱讀，要不斷轉變。為什麼人人可以做記者但只可以選擇你的文章?我們要有專業精神，要去反覆求證。真或假一問就知道，反覆記著要做好自己的事。」黎老師所說的是我們做傳媒要做好本份，從而得到受眾的信任，當受眾的信任多了，自然成為另一種慣性閱讀。
活動結束之後，在宏達購書中心當中也購買到黎佩兒老師所著的《香港傳媒──新聞自由與政治轉變》一書。原來本書曾得到多個澳門大學傳播系教授、日本國際教養大學全球傳播研究院等的贊助支持或幫助，也得到香港詩人黃燦然的翻譯和來自澳門的余偉英、林鍵均校對等幫助。觀察書中的製作過程，其中可以感受到港澳合作是形影不離。若果沒有澳門人其中的幫助，這本書未必能成功發行。故在澳門社會絕對沒有繼續仇港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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