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
澳門回歸祖國已逾二十多年,並在國際舞台上榮獲無數耀眼光環——從聞名遐邇、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澳門歷史城區」,到後續摘下的「創意城市美食之都」與「演藝之都」等美譽——這座城市的文化底蘊看似豐厚且備受肯定。然而,在光鮮亮麗的文旅形象背後,我們更需要停下腳步深思:究竟還有多少承載澳門集體記憶、見證平民百姓生活足跡的歷史文化事物,正面臨被淡忘與消逝的危機,亟需我們給予持續且切實的保育?
本文將從多個關鍵維度出發,深入剖析當前澳門在歷史文化保育上面臨的缺失,期盼喚起社會各界對多元歷史遺產的珍視。
一、 平民聚落的時代烙印:木屋區歷史文化的保育缺失
首先必須正視的,是對於基層平民生活史極具代表性的「木屋區歷史文化」之保育缺失。
回顧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歷史,由於戰後人口急劇膨脹、大批難民與外來移民湧入,澳門的住屋問題迅速惡化,供不應求的房屋市場催生了填海造地,也催生了「木屋」這一特殊的臨時性建築形態。原本這些由木板、鐵皮與帆布搭建而成的木屋區廣泛分佈在澳門半島及離島的各個角落,例如青洲、祐漢、馬場、黑沙環以及望廈等地。這些區域不僅是無數基層勞動人民落地生根的起點,更是澳門近代草根社會奮鬥史、守望相助鄰里精神的重要地理載體。
然而,隨著城市發展的車輪滾滾向前,為了配合舊區重整計劃以及大規模興建公屋的需要,政府與相關部門採取了全面清拆的模式,將昔日的木屋區全數夷為平地。雖然此舉在客觀上改善了市民的居住環境,提升了城市的現代化面貌,但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澳門的木屋歷史景觀自此灰飛煙滅,木屋區所孕育的獨特民俗記憶與庶民文化,也隨之成為了只能憑空追憶的城市斷層。如何在現代化建設與平民歷史記憶之間取得平衡,是留給當代城市規劃者的重大課題。
二、 城市記憶的載體危機:新聞傳播文獻的保育缺失
其次,在歷史文獻的數位化與保存方面,新聞傳播文獻的保育同樣存在明顯的缺失。特別是針對本地舊報紙的典藏與查閱便利性,澳門與鄰近地區相比仍有一段顯著的落差。以香港中央圖書館為例,其館藏的歷史報刊早已進行全面且系統化的電子化掃描,方便研究者隨時檢索與調閱;反觀澳門,雖然中央圖書館確實珍藏了許多珍貴的裝訂原版舊報紙,且館內也逐步開放部分電子化檔案供公眾查閱,但整體的深度與廣度遠遠不足。
以歷史學者或社會大眾若想深入調查澳門轟動一時的重大社會案件(如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的八仙飯店滅門惨案)為例,研究者往往會遭遇極大的體制與技術障礙。由於館藏原版裝訂報紙往往因為歷史久遠、保存條件限制或破損風險而無法隨意借閱,尋找相關新聞資料變得極其困難。目前公眾大多只能依賴如《華僑報》及《市民日報》等少數幾家率先做好電子化並開放使用的報社昔日資料庫,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相關資料。然而,這種零散、非全面性的數位化現狀,導致許多珍貴的社論、地方新聞廣告以及社會百態紀錄,依然沉睡在泛黃的紙張中,隨時面臨因時間侵蝕而永遠消失的危機。
三、 時空視野的盲區:當代澳門歷史事件及網絡文化保育缺失
再者,當前澳門的主流文史界,以及學校的澳門史地教育體系,普遍存在一種將歷史視野窄化的傾向。長久以來,官方與學術界過度注重於一五五三年葡萄牙人租借濠鏡澳之前,至近代抗日戰爭這段相對傳統且宏觀的歷史框架。
誠然,我們不能否定如(名次不分先後)皓廉、郭士元、「澳門學十六號」以及「馬交網際百科」等民間學術人士和團體與數位平台,多年來在推廣本地歷史文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填補了官方教育的不少空白。但從整體宏觀的文化保育戰略來看,這種努力依然顯得杯水車薪。
特別是對於回歸前後的當代澳門歷史事件、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轉型期風貌,大量無證人口問題的解決過程。以及千禧年後快速崛起的澳門本地網絡次文化、社區口述歷史等,幾乎處於缺乏系統性收集與保育的真空狀態。當代歷史往往具有高度的動態性與碎片化特徵,若不趁著當事人健在、數位足跡尚未被伺服器刪除前及時搶救,這些最貼近現代澳門人生活經驗的寶貴集體記憶,將在數碼時代的浪潮中被徹底淹沒。
總結
綜上所述,澳門的歷史文化保育工作絕不能僅僅停留在已經獲得世界遺產認可的「澳門歷史城區」表面,更應該將目光投向那些藏在民間角落的平民建築、散落在大街小巷的紙本文獻,以及建構當代認同的近代社會記憶。
歷史的車輪無法倒轉,但我們可以透過更積極的政策、更完善的資源投入,加快對木屋區歷史、舊報紙文獻以及當代事件的搶救步伐。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其實只要我們現在就把握時間、凝聚社會共識全面做好保育,現在開始做,一點也不算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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