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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6日星期五

澳門訊報濠情話舊 瞻前顧後專題: 澳門歷史上的瘟疫




















歷史建築與瘟疫


本文主要參考歷史文獻去梳理這些澳門歷史建築物過去與現在。這些與澳門歷史上曾經發生瘟疫有關的建築物分佈,都集中在澳門世界遺產保護區範圍之內或附近。

白馬行醫院:參考澳門世界遺產網站,白馬行醫院是澳門最早開設的西式醫院,由澳門主教卡內羅(D.Belchior Carneiro) 於一五六九年創辦,由仁慈堂管理,華人稱為「醫人廟」。也是中國領土以至亞洲出現的第一間西式醫院,牛痘接種即由此醫院傳入中國大陸。

二0一0年的澳門葡萄牙領事館,原址為白馬行醫院
 建燁攝
參考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所編《澳門編年史》所記,啤道路‧滑(Pedro Huet)在清嘉慶十年(一八零五年)將牛痘帶到澳門之後,就引起澳葡政府的重視,澳門王室大法官兼仁慈堂董事會審理法官眉額帶曆於是年五月發佈一項命令:「天花接種的方法已被帶進澳門,本董事會決定在仁慈堂醫院(即貧民醫院)辟出一間屋子以供接種之用。每天從早晨開始,由議事會醫生向自願前來接種者施種。」

施白蒂所編《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所載,在十九世紀曾經一度收治麻瘋病人,直至到一八七八年將轉移到葡萄牙行政管理下的小橫琴島。參考澳門記憶網站所記,直至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白馬行醫院正式關閉而結束運作。該大樓現為葡萄牙駐澳門總領事館館址。

 二0二0年全民應對武漢肺炎下的大三巴牌坊
建燁攝
聖保祿學院藥房:據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所編《澳門編年史》記載,聖保祿學院藥房是當時澳門在十七世紀唯一的藥房。據《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記載,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本年是澳門發病率最高的年份之一,由於小城瘟疫流行,病人絡繹不絕地湧向澳門僅有的幾家醫院,一時間藥品變得異常緊缺。由於聖保祿學院藥房是澳門當時唯一的藥房, 因而擔負起供應藥品的重任。雖然如此亦漸漸難以支撐下去,直至無法滿足社會需要。這樣由於診治不及時等多種原因,而導致很多人死去,其中尤以華人為多。

後來由於一八三五年一月的一場大火,令聖保祿學院以及天主之母教堂僅餘聖保祿學院的部分地基,而教堂之前牆壁仍健全,因當時的中國人簡稱São Paulo為三巴,而區別於另一間聖若瑟修院(稱為三巴仔),就把這裡稱之為大三巴,加上其形狀有如中國式的牌坊,所以稱之為大三巴牌坊。

九澳麻瘋院:參考施白蒂所編《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所載,原來澳葡政府不是一開始就將麻瘋院工程計劃設置在九澳建造,先是在澳門(馬交石、關閘),後來又是氹仔或路環,最後終於在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日將建成的、有警衛和劃定禁區的痲瘋院交付使用。設施至一八八五年五月才能裝備齊。到了一八八五年五月三日,為避免交叉感染與擴散,小橫琴島女性痲瘋病人被轉移到路環九澳痲瘋院。男人仍留在小橫琴北岸。現時九澳麻瘋院早已荒廢多年,可惜九澳麻瘋院被修復到面目全非,其實應該先參考這幢歷史建築設計檔案,再按照原有歷史建築特色去修復。加上現時澳門都有不少建築界人才,為何不首先去問一問他們意見?

瘋堂:原名辣撒拉堂St. Lazarus.,又名望德聖母堂,惟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就稱為發瘋寺。據葡人朱薩士之《澳門史 (Historico de Macau)》載稱:「澳門首任主教賈尼勞,於一五六九年時,曾在該地設立一所麻瘋院,以為麻瘋病人留醫之所,並於院側附設一間小教堂,名為辣撒拉堂云。」

鏡湖醫院:鏡湖醫院創於一八七一年。參考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編輯黃雁鴻所寫的《港澳的鼠疫應對與社會發展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一文,原來當時華人管理的鏡湖醫院曾經是一間專治十九世紀末鼠疫的醫院。「澳葡政府非常倚重華人的民間力量,在很多措施上都以華人組織或華人領袖作協調甚至主導。例如設立防範鼠疫公會,以華人紳商為成員,實行清潔和衛生措施;又如以華人醫院鏡湖醫院為專治鼠疫的醫院,同時尊重中醫和中國傳統,並不強行把病人搬到鼠疫醫院集中治療,而是把華人的病疫事務全權交給鏡湖醫院,葡人並未監察或過問。」可見鏡湖醫院在當時澳門社會的重要性,澳葡不插手下有助於鏡湖醫院更好地應對鼠疫。鏡湖醫院現時仍然是澳門的三家醫院之一。

山頂醫院:全名仁伯爵綜合醫院,在一八七三年落成,一八七四年一月六日,正式啟用。施白蒂所編《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 (一九五零-一九八八))所記,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七日,開始興建仁伯爵醫院肺結核病院。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仁伯爵醫院肺病大樓建築工程完工後,整個醫院現代化工程已完成,至此該仁伯爵醫院可以完全使用。現時仁伯爵綜合醫院仍然是澳門的三家醫院之一。


歷史人物與澳門瘟疫記聞
以下就為大家講述澳門歷史人物與瘟疫舊聞。以下澳門歷史人物可分為四個情況,第一種是慈善捐助救濟者,第二種是以學術付出貢獻者,第三種是以醫術付出貢獻者,第四種是因瘟疫離世者。


  澳門歷次瘟疫都有不少慈善救濟者,例如按《鏡海叢報》當中一八九五年五月廿九日《善則旌之》和一八九五年六月五日《是亦妖劫》報道。澳中華紳盧焯之、何穗田各題捐善款費銀一千元,洋藥公棧(鴉片屋)同時助銀一千元,在籍候補道陳芳捐銀四百元,其餘紳商同時都去解囊以相助。他們所捐款項就在灣仔石角嘴地方,附近拱北關廠海旁曠區,建搭大棚廠一座,安置染疫病眾。

  直至到一八九五年的六月期間,澳門連續下降大雨,當時所有疫症漸慶安平。在這次疫症殃及澳門這個地方之後,澳中富商例如有柯家、曹家都非常廣助善緣,而且雄捐善費。當時許多富商奔避疫症,惟有只見聞盧焯之、何穗田這兩位商紳始終留在澳門,而且晝夜奔馳,殊屬忘身救患,可見他們慈善救濟的熱心。這場疫症參考香港《華字日報》所報,是由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在澳門患起核疫症(即線鼠疫)後,日漸流行,每日染症而亡者數人,甚至 一日之間死者十數名這麼多。

  參考收錄在《澳門史新編》第三冊,第九百九十六頁,由阿馬羅所寫的《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一文和以葡萄牙文記錄的「Macau Antigo (老澳門)」博格,其中記錄著一位付出抵抗疫症貢獻的勇士,就是於一八九四年任職澳門利宵中學首任校長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他生於一八五三年,死於一九零五年。

  他在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道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區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深入的報道。這份報告第一次附錄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三百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候,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即海邊馬路一帶)、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

  另外澳門著名外科醫生押巴士(Eugénio Marciano Alvares),參考Jorge Forjaz,所著的《Famílias Macaenses》, Vol.I所載,他是澳門土生阿爾瓦雷斯家族第八代,這個家族是一個醫學世家,其父親就是澳門著名外科醫生,由於在澳門控制霍亂疫情所做的貢獻曾被授予騎士勳章,其堂兄弟卡米洛.阿爾瓦雷斯(Camilo Dionísio Álvares)為里斯本聖若瑟醫院臨床分析實驗室主任,為葡萄牙熱帶醫學的創始人及在葡萄牙第一個檢測出黑熱病(Kala-Azar)寄生蟲的醫生。押巴士繼承父業,早年在孟買大學修讀醫學,後來去英國進修,返回澳門之後就成為外科醫生,一八九五年擔任澳門警備部隊主治醫生,後來獲任澳門衛生司司長。一八九一年被列為對澳門貢獻最大的四十位人士之一。他最後在民國九年(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六日於泰國曼谷去世。

  在澳門歷任總督之中,參考前澳門歷史檔案館館長施白蒂所編《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所載,海軍上校、前澳門總督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在澳門任內死於霍亂,終年四十九歲。在後來JOSÉ SIMÕES MORAIS在二零一七年於葡萄牙文《今日澳門》報刊登的《澳門總督三十七天》學術研究文章當中,他認為前澳門總督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是肆虐澳門的霍亂疫情首批受害者之一。他在一八五零年五月三十日至七月六日當任澳門總督,上任不足兩個月。

他後來被埋葬在聖保祿墳場(位於澳門西墳馬路,即是舊西洋墳場)教堂後面。位於葡萄牙羅妥達市也特爲他立了一坐牛身雕像,紀念他在安哥拉任職總督期間所做的突出貢獻。施白蒂認為儘管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在澳門任職時間短暫,但他爲推動澳門地方貿易和求得和睦氣氛所做的貢獻和顯求出來的決心獲得了一致承認。位於氹仔舊市區的官也街正是以澳門總督官也(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命名,在一八六九年七月廿六日正式使用,現時為著名的旅遊手信街。
澳門歷次瘟疫時間軸簡圖 建燁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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