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訊報》 未熄 (22/6)
國王王后陛下、王子殿下、諸位官員閣下、尊敬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成員、親愛的朋友們：
很多年前──有時似乎是多少輩子以前──我和我小兒子亞歷山大在牛津。我們聽一個叫《荒島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的電台節目。這是一個很有名的節目（就我所知至今仍然如是），當中各行各業的大人物，獲邀到節目中，談談他們如果被遺棄在荒島，會帶上哪八張唱片、除了《聖經》和《莎士比亞全集》以外的一本書，以及一件奢侈品。到我們喜愛的節目快結束的時候，孩子問我：「媽媽有想過有機會參加節目嗎？」「何不？」我輕忽的回答。他知道平常只有名人才能參加節目，便接著真摰的好奇心問：「妳覺得會因什麼原因獲邀呢？」我想了想，便說：「或許是因為我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吧。」我們都大笑起來。這想法很教人快樂，但很難實現。（我已無法記起為什麼我給出這樣的答案，因為我最近讀到了一個諾貝爾得獎者寫的書，或者是因為當天的嘉賓是一位著名作家吧。）
1989年當我已故的丈夫，米高‧阿里斯在我第一次被軟禁期間探望我時，他跟我說他一個朋友、約翰‧芬尼斯，提名了我角逐諾貝爾和平獎。這次我又大笑起了來。米高有一陣子神情疑惑，一會兒才知道我這反應的原因。諾貝爾和平獎？一個教人愉快的指望，但並不容易呢！那麼我真的獲獎時是怎麼樣的心情？我反覆問了自己好多次，如今肯定是思量和平獎為我的意義，以及和平為我的意義最好的機會了。
正如我多次在接受訪問時說的，我是在一個黃昏在收音機機中聽到自已獲獎的消息。我不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在之前數周的廣播中我已經被形容為熱門之一。當我在起草這演講詞時，我很努力地去憶起當年我即時的反應。我想──雖然已經無法百分百肯定了──應該這樣吧：「啊，他們決定要頒給我啦。」那似乎不是真實的，因為某程度上我感覺不到自己真實的存在。
在被軟禁的子日裡，我常感到自己不再是真實世界的一部份。我的房子就是我的世界，之外還有其他同樣不自由，但被集體囚禁的、其他人的世界，以及一個自由的世界。每一個都是在一個冷漠的空間裡的不同星球上追求各自的道路。和平獎就是把我再次帶到我生活的孤寂世界以外、其他人的世界中去，使我恢復實感。當然，這不是一蹴就能成就的事，但隨時日流逝，透過電台，外界對消息的反應傳來，我開始明白和平獎的意義。她使我再次活於真實之中，把我帶回到更廣闊的人類社會之中。更重要的是，和平獎讓世界關注到緬甸人民為爭取民主和人權的抗爭。我們沒有被遺忘。
被遺忘，在法國人的說法是「死去了一小部份」。被遺忘就是「死去了一小部份」。被遺忘就是喪失了我們和全人類之間的一些連結。當我最近在泰國和緬甸移工會見時，他們很多人都呼喊說：「不要忘記我們！」他們是在說：「不要忘記我們的苦況，不要忘記為我們盡力做事，不要忘記我們也屬於妳的世界。」當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頒給我，他們是承認了那些在緬甸受迫害的、受隔離者也是世界的一部份，他們在承認「四海一家」。所以為我而言，接受這個獎項，就是要求自己把我對民主和人權的關注，延伸到國界以外。和平獎在我心中打開了一道門。
緬甸人認為，和平是「破壞和諧和道德的因素消失引起的快樂」。緬甸語裡nyein-chan一詞，直譯就是「火救熄了以後帶來的暢快感受」。苦難和衝突之火仍在世上肆虐。在我國遙遠的北方，仇恨尚未止息（譯者按：指的是克欽族和緬甸政府自1962年以來的，因自治權而起的衝突）；在西部，在我出發來接受這獎項的前幾天，族群暴力形成的縱火和殺戮仍在發生（譯者按：指的是佛教徒和信仰伊斯蘭教的羅興亞人的衝突）。暴行的消息也充斥世界其他角落。飢餓、疾病、流離失所、失業、貧窮、不公、歧視、偏見、盲從的消息，我們屢見不鮮。到處都有侵蝕和平基礎的負面力量；到處都有輕率濫用為維持世界和諧快樂必須的天然和人力資源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對年輕人和他們潛力的可怕消耗，是對世界正面力量的殘酷揮霍。那個時代的詩歌為我有特殊的意義，因為我第一次接觸這些作品的時候，正正是和那些要面對生機早夭的年輕人同齡。一個在法國外籍軍團作戰的美國年代人在他1916年陣亡之前寫道：「在某個必爭的戰壕∕在某傷痕累累、憔悴的山丘上∕午夜在某個火光熊熊的小鎮」，青春、愛情和生命，因著對那些無名、無人記起的地方的無情襲擊，永遠消逝了。這一切都為了什麼？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後，我們尚未找到滿意的答案。
就算不是這樣暴力，我們還不是因為魯莽浪費，對未來和全體人類犯下了罪孽？戰爭不是和平失去價值唯一的場域。哪裡苦難被人遺忘，哪裡就有衝突的種子，因為苦難使人喪失尊嚴，使人痛苦，使人憤怒（二之一）。
昂山素姬是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 譯 未熄
（2012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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