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九學運與粵澳關係史

北京八九學運發生這段時間，是粵澳關係非常重要的時期。這段歷史由於政治敏感原因，多被已出版的歷史書所略載，歷史研究者所遺忘，這是有點可惜。不過隨著電腦科技的發達，許多與北京八九學運與粵澳關係史相關歷史資料，可在電腦網絡上找到。

　　在廣州讀書的澳門學生曾經也參與過廣州遊行。由於廣東和澳門的地理位置這麼接近，可以相信當時許多澳門學生在廣州參與遊行。按照當時澳門報紙記載，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於廣州就讀的港澳學生有八成人士參加請願遊行，其後還籲請家長不必太緊張。香港《明報》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報，廣州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爆發「省港澳」環廣州市愛國民主大遊行，約六十多萬名廣州、香港、澳門、深圳高等院校學生，以及新聞界等各界人士冒雨參加遊行，高呼「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封鎖新聞」、「支持紫陽」、「李鵬下台」、「聲援北京學生」等口號。從廣東省政府遊行至海珠廣場。由於聲援北京八九學運，而讓廣州、香港、澳門、深圳的人團結聯合起來。文友時事和軍事評論員黃東在他一九八九年就讀暨南大學時，也曾經參加這些遊行，數年前也曾經分享有關照片到社交網站Facebook當中與大眾分享。

　　其次就是北京八九學運被鎮壓後，在廣州讀書的澳門學生一直沒有如常上課，當時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報載指出他們決定採取觀望的態度繼續停課，待局勢平靜始考慮返校。後來過了多個月後，一些在廣州讀書的澳門學生才恢復上課。另外一些學生由於不願返內地繼續學業，需要澳門教育司助學金委員與學生會晤瞭解情況。

　　第三就是多名澳門學生被拘留在廣州的情況。書籍文字記載當中，以李福麟所著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澳門四個半世紀》一書較為仔細，另外當時港澳等報紙也有零散記錄。廣東省公安廳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證實三名暨南大學澳門學生秦國東、梁灶華、陳澤偉涉嫌參與偷運民運分子離開大陸，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及暨南大學澳門校友會等組織，在同年八月十七日尋求途徑以援助被捕學生，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代表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去新華社澳門分社請願，要求協助三位澳門學生能夠返澳。到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暨南大學澳門學生秦國東、梁灶華獲釋回澳門，但陳澤偉仍被扣留審查。澳督文禮治在一九九零年六月十日發表聲明，說澳門政府盡力爭取暨南大學澳門學生陳澤偉獲釋回澳門。暨南大學澳門學生陳澤偉最終在一九九零年六月十九日獲釋回澳門。

　　不過一九九五年出版李福麟的《澳門四個半世紀》一書和當時報章所記載的事件發生時間有點出入，李福麟指出廣東省公安廳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七日證實三名暨南大學澳門學生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到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暨南大學澳門學生秦國東、梁灶華獲釋回澳門，但陳澤偉仍被扣留審查。當時一九八九年《澳門日報》和《華僑報》則是指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證實三名暨南大學澳門學生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到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暨南大學澳門學生秦國東、梁灶華獲釋回澳門，但陳澤偉仍被扣留審查。按照歷史文獻材料時間新舊比較，當然相信當時一九八九年老報紙為佳。

　　第四就是中國八九學運發生前後的澳門人口流動情況。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有關統計數據，可看出中國大陸移居澳門人口數據。從一九八八年的一千四百七十八人，一九八九年的一千四百六十三人，一九九零年的一千四百九十三人，到一九九一年的一千五百七十九人。在澳門社會工作局有關人口遷移與移民資料當中，可看出當時嚴重的中國大陸居民非法偷渡情況：「至於同一時期，非法移民偷渡來澳的人數，很難統計，僅是官方零散公佈的被澳門警方遣返的非法入境的內地居民，一九八二—一九八九年共九萬九千六百五十一人次，八年平均每年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人次，特別是一九八四年取消「抵壘政策」實行「即捕即解」措施以後，被遣返的非法偷渡的內地居民大幅增加，一九八九年一年就達到二萬一千三百零三人次的歷史性高峰。」

　　從數據可見一九八九年前後，合法移居澳門人數和非法偷渡澳門被遣返人數都有大幅增加，是繼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那次逃澳浪潮之後，是屬於另一次規模較大的逃澳浪潮。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政策轉變（當時澳葡當局對早前偷渡入境無證人士實行特赦政策，對其後偷渡入境人士實行「即捕即解」措施）的因素，其次在當時中國國內形勢轉變也有相當關係。雖然當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澳門人口很難統計，但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廣東和澳門的地理位置這麼接近，可以估計合法移居和非法偷渡澳門的中國大陸居民以廣東省人口為主。

　　北京八九學運與粵澳關係這段歷史，絕對不是一篇文章就可以完整歷史研究概括，也絕對不能理順所有歷史問題分支細節。需要未來更多歷史研究者進行深入資料搜集和歷史研究。